今天我们来厘清一个常见的误解：“中国古代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后就停止了发展”。
这句话被很多人理解为，秦汉以后的两千多年里，中国人的大脑突然“宕机”了，再也无法产生像先秦诸子那样灿烂的原创性理论。
但事实上，这种理解是偏颇的。
不是说“没有突破”这个现象不存在，而是说我们不应该把它简单地归结为“退步”或者“停滞”。
这其实是一个关于“生存”与“秩序”的选择题。
借着这个由头，今天我们要讨论的，正是为什么在春秋战国那个“百家争鸣”的爆发期之后，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似乎突然按下了暂停键——
如果你要问这有什么意义，那么不管是百家争鸣还是独尊儒术，对于如今的我们，通过这种历史的变迁，却可以理解一个超级文明在早熟之后的路径依赖。
展开剩余86%这是不是就有现实意义了？
在中国历史上，真正意义上的“思想自由市场”结束于秦汉大一统，但历代对于理论的修补从未停止。
然而，那种颠覆性的、原创性的“大突破”确实消失了。
本文，我们就来回顾这段历史进程，看看一个文明是如何在“百花齐放”和“一家独大”之间做出选择的。
首先要来解释这个问题：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会有那么多的理论突破？
——这里的“理论突破”，得先厘清概念：
是指在面对“中国向何处去”这个终极问题时，各派提出的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；而不是指后世在既定框架下的修修补补。
首先从需求层面来考虑这件事。
春秋战国大约是中国历史上竞争最激烈的时代。礼崩乐坏，诸侯倾轧。所有的诸侯国都面临着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：
怎么活下去，并且吞并别人？
这就好比现在的商业市场，几百家创业公司在厮杀，谁能拿出一套最有效的“商业模式”（治国理论），谁就能获得风投（国君重用），最终上市（统一天下）。
儒家讲仁义，法家讲耕战，墨家讲兼爱，道家讲无为。
这些理论不是书斋里的空想，而是带血的生存方案。这种高强度的竞争环境，逼迫着当时的智力精英们必须进行极致的理论创新。
所以，无论你觉得墨家的兼爱多么理想化，或者法家的严刑峻法多么残酷，你都可以准确地意识到，那个时代的思想家，是在为乱世寻找出路。
而秦汉之后，情况变了。
除此之外，还有现实制度层面的考虑，这是导致“理论停滞”的核心原因——在这个层面，我们最起码有三方面的观察：
首先是“大一统”的排他性。
在这个问题上，秦始皇和汉武帝看到的局面，和先秦诸子截然不同。
先秦诸子看到的是“如何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中胜出”，而秦汉君主看到的是“如何维持这个庞大帝国的稳定”。
秦国搞出了一套最高效的国家机器模式，那就是法家。
这套体制效率太高了，高到六国还不了手。但代价是，所有人哪怕是统治阶级都变成了这台机器上的螺丝钉。
既然机器已经运转完美，作为螺丝钉的你，如果有自己的想法，岂不是要破坏机器的运行？
到了汉武帝时期，虽然披上了儒家的外衣，但里子还是秦制。
董仲舒的那句“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”，就是宣告理论创新的大门正式关闭。
因为大一统的帝国，只需要一种思想来解释合法性，不需要一百种思想来争辩对错。
其次是“理论”的饱和。
从春秋战国到秦汉，中国农业社会的上层建筑建设（制度与理论）其实已经全面完成了。
不管是人与人的关系（儒家），人与国家的关系（法家），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（道家），在那个时代都已经有了极其成熟的论述。
这就好比一座大厦的主体结构已经封顶了。后世的人，无论是唐宋的理学，还是明清的心学，本质上都是在做“室内装修”。
西汉的扬雄就曾感叹过，乱世的时候需要圣哲去驰骋，而治世的时候，平庸之辈也能高枕无忧。
不是后人不够聪明，而是那个农业文明的“版本答案”，老祖宗已经写好了。
第三个方面的因素，则是人才路径的锁定。
在先秦，士无常君，国无定臣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孔子周游列国，商鞅入秦，人才的流动是自由的，思想自然也是活跃的。
但是，随着科举制的建立（虽然这是隋唐的事，但察举制在汉代就开始了人才选拔的收束），天下所有的聪明人，都被装进了一个笼子里。
你要想阶层跃迁，要想出人头地，就只有一条路：读圣贤书，考科举。
而科举考什么？考的是对经典的注释和解读，而不是对经典的质疑和突破。
试想一下，如果全天下最聪明的大脑，终其一生都在研究如何把几本古书背得滚瓜烂熟，如何把八股文写得花团锦簇，他们哪里还有精力去仰望星空，去思考逻辑，去搞自然科学的理论突破？
这就是“利出一孔”。当所有的利益都通过这一个孔洞释放时，其他的孔洞自然就堵死了。
看过这三个层面的分析以后，你是不是觉得“没有理论突破”其实是一种必然？
与其说是中国人失去了创造力，不如说是那个早熟的农业文明帝国，为了维持超大规模的稳定，主动选择了“思想节能”模式。
然而，这种稳定是有代价的。代价就是当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（比如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）时，这套自我循环了两千年的理论体系，突然发现自己解释不了新世界了。
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近代会感到如此痛苦的原因。
上千年来，关于为何没有新理论的争论，固然有我们习惯上理解的思想禁锢的原因，但更大程度上，其实还是一个超级稳定的社会结构，不再需要剧烈的理论震荡。
上帝没有制造一种绝对完善的好制度放在那里让人类发现，而只有一些有漏洞的工具包供人类酌情选取。
对于那两千年的中国来说，稳定，或许就是当时最高的生存法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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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正文中，我们提到了汉武帝确立了“独尊儒术”，但实际上，这种说法并不准确：汉宣帝才道出了那个时代的真相。
汉宣帝刘询，也就是那个在民间长大的皇帝，他的太子刘释（后来的汉元帝）是个深受儒家教育的“好学生”。
有一天，太子看到父皇用法家那一套严刑峻法治理国家，忍不住劝谏说：
“陛下持刑太深，宜用儒生。”意思是，爹啊，你太狠了，应该重用儒家那套仁义道德。
汉宣帝听了，脸色大变，说出了一段流传千古的名言：“汉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杂之，奈何纯任德教，用周政乎！”
翻译过来就是：
我们汉朝有自己的制度，那是霸道（法家）和王道（儒家）杂糅在一起用的，怎么能全靠儒家那套仁义说教，去搞周朝那种分封的老古董呢？
最后，汉宣帝还叹了一口气，看着这个只会读死书的儿子说：“乱我家者，太子也！”
这个故事极其精准地揭示了中国两千年的政治底色：外儒内法。
儒家是外表，主要讲感情，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听话；法家是里面，负责用厉害手段，让国家能够一直运转。
这两套道理在汉朝合了起来，就变成一个完整的圈。
儒家对你说“上下级和父子关系”是天生就定的，法家却用“严格管人”和“一人犯错，周围人一起受罚”的方法，让你没有地方可以逃。
在这个关紧的圈里，任何想跳出去的“新想法”，要么被当成坏的，比如墨家；要么被拿过来改成自己用的，比如佛家。
所以，并不是没有新想法，而是这一套系统太厉害，厉害到能把别的都收进来，或者把不一样的全都消灭掉。
一直到两千年后，外面的人把大门砸开了，我们才看见，原来外面的世界，早就换成另一套系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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